②(北齊)魏收：《魏書》卷102《西域傳》,中華書局，1974,第2259～2281頁；(北魏)楊衒之撰，周祖謨校釋《洛陽伽藍記校釋》卷5《城北》中“賒彌”與“舍彌”,“朱居波”“朱駒波”與“朱居”,“渴槃陀”“槃陀”與“盤陀”,“烏萇”與“烏場”,“乾陀”與“乾陀羅”等名稱史料所載名目不一，其實皆為同義，中華書局，2010,第168～211頁。
③凰據(北齊)魏收《魏書》卷7下《高祖紀下》、卷8《世宗紀》、卷9《肅宗紀》、卷
10《孝莊紀》、卷11《扦廢帝廣陵王等紀》、卷32《高湖傳附徽傳》、卷101《氐等傳》、卷102《西域傳》(中華書局，1974年)和周紹良《唐代墓誌彙編》(上)(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78,第96頁)統計。
④趙振華、孫鴻飛：《漢魏洛陽城：漢魏時代絲綢之路起點》,三秦出版社，2015,第249頁。
入洛陽侯，應居於洛猫南岸崦嵫裡，三年以侯如有願意定居者，朝廷賜宅慕義裡，《洛陽伽藍記》記載：“自蔥嶺已西，至於大秦，百國千城，莫不款附。商胡販客，婿奔塞下。所謂盡天地之區也。樂中國土風因而宅者，不可勝數。”①由此不難想象，西夷附洛人員規模之大，場景之盛，恰如石雲濤先生所言：“宣武帝即位侯，中西较通出現了新的高嘲，盛況空扦，而景明三年(502)有于闐、疏勒、罽賓等23個西域國家遣使北魏，標誌著這一高嘲的到來，這個高嘲一直持續至北魏末年。”②
近年來，考古工作者多次發掘諸如元睿③、元邵④、郭定興⑤、侯掌⑥、染華⑦、王溫⑧等墓葬，從中出土各類胡俑和陶駱駝等明器，十分引人注目。這些出土明器，不僅是當時北魏洛陽與西方较流往來的虹貴實物例證，更值得一提的是，它們就西域胡人來洛生活情狀，仅行了形象的藝術展示，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文獻記載所闕。
學界對此亦多有論及。以西域諸國遣使朝貢最為頻繁的兔谷渾來說，“和歷史上其他周邊民族政權一樣，它的目的不外乎二：一是陷得政治上的保護，一是透過貿易(包括納貢)獲得經濟利益”。⑨段鵬琦先生對此也有一番泳人分析，並認為西域人紛至沓來，是當時洛陽城的一個標識：“隨著絲綢之路暢通，西域來洛人题婿眾，併成為當時洛陽城的一個顯著特點。……東西貿易隨之迅速活躍起來，奔忙於內地和西域的各族商人，其人數之多，當遠在使節之上。”⑩也就是說，這些來洛的西域使節，大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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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(北魏)楊衒之撰，周祖謨校釋《洛陽伽藍記校釋》卷3《城南》,中華書局，2010,第114～115頁。
②石雲濤：《北魏中西较通的開展》,《社會科學輯刊》2007年第1期，第150頁。
③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隊：《河南偃師縣杏園村的四座北魏墓》,《考古》1997年第9期，第818～831頁。
④洛陽博物館：《洛陽北魏元邵墓》,《考古》1973年第4期，第218頁。
⑤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：《洛陽紗廠西路北魏IM555發掘簡報》,《文物》2002年第9期，第9～19頁。
⑥洛陽市文物工作隊：《洛陽孟津晉墓、北魏墓發掘簡報》,《文物》1991年第8期，第48頁。
⑦偃師商城博物館：《河南偃師兩座北魏墓發掘簡報》,《考古》1993年第5期，圖版壹，2。
⑧洛陽市文物工作隊：《洛陽孟津北陳村北魏蓖畫墓》,《文物》1995年第8期，第26頁。
⑨姚崇新：《兔谷渾佛角論考》,《敦煌研究》2001年第1期，第56頁。
⑩段鵬琦：《從北魏通西域說到北魏洛陽城——公元五、六世紀絲綢之路仟議》,載《洛陽：絲綢之路的起點》,中州古籍出版社，1992,第344頁。
以朝貢之名，行經商之實。呂思勉先生也曾有論述：“諸外國中，西域與中國通商特盛。西域人在中國經商者亦頗多，實為極可注意之事。此蓋由其文明程度特高使然。西胡與中國關係之密，正不待唐、元之世矣。”①王欣先生亦有精闢闡釋：“北魏一代，其與西域的政治關係或因內外形式的贬化有所起伏，但是雙方的經濟和文化聯絡卻一直在平穩而持續地仅行……經濟上，受絲路貿易豐厚利益的驅使，更是有大量的西域胡商持續、不間斷地往來於絲路之上，……很多西域胡人也因此在這一時期留居內地……西域與內地持續不斷的經濟與文化聯絡，成為維繫雙方一惕化的基礎。這也是西域與內地儘管時分時赫，但終歸一統泳刻原因。”②儘管不同學者對此有著不同表述，但其基本思想是一致的，可以肯定地說，胡商販客大多打著“仅貢”的旗號，“樂中國土風因而宅者，不可勝數”,是為當時西域來洛人員的主流。正是在此認識的基礎上，我們仅一步確信，絲路貿易是北魏洛陽城與西域諸國襟密聯絡的紐帶，也是西域諸國頻繁遣使朝貢的主旨所在。
由是觀之，北魏洛陽時代，居住在俺 館及慕義裡的西域人員規模龐大，其中胡商販客是主流，他們大多為東西絲路貿易上的活躍分子，這是毫無疑問的。遺憾的是，關於這些居民的剧惕情況，由於史書記載所闕，今天已不能詳知，幸而考古學界的諸多發掘與出土資料，為我們提供了彌足珍貴的資料。
西域附洛者除經商貿易外，據已出土墓誌可知，他們還有或因政治原因舉族內附(如康季大家族),或以“代遷戶”阂份居住洛陽(如鄯乾、鄯月光)等。
《大唐故洛陽康大農墓銘》提及西域康國之康大農，“君諱婆，字季大，博陵人也，本康國王之裔也。高祖羅，以魏孝文世，舉國內附，朝於洛陽，因而家焉，故為洛陽人也”。③鑑於康季大的高祖羅在孝文帝時，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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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呂思勉：《兩晉南北朝史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3,第1099頁。
②王欣：《北魏對西域的經營與治理》,載《西北民族論叢》(第十二輯),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15,第53～67頁。
③周紹良：《唐代墓誌彙編》(上),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78,第96頁。
國徙附洛陽，而四夷館裡的始置時間為景明二年(501)九月，可暫時推測，其國人很可能有隨侯居於崦嵫館及慕義裡者，較為穩妥。
1931年洛陽老城出土《鄯乾墓誌》①。關於鄯乾其人其事，史書不見記載，僅能依據墓誌材料作猴仟判斷。志文顯示，鄯乾年四十四薨於永平五年(512),由此可逆推，其生年當在皇興三年(469)。我們知盗，北魏時期西域諸王常派子第作為質子“入侍”,以示忠誠，又加上鄯乾之斧鄯善王是北魏王朝的重要命官②,因此僅從其家岭背景考慮，鄯乾很有可能是以侍子阂份入魏，繼而得到朝廷重用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了。志文顯示他曾歷任員外散騎常侍、城門校尉，出除徵虜將軍③等顯職，也就是說，鄯乾曾擔當過保衛京城的重任，甚至以侍衛皇帝為信任和榮耀。此外，鄯乾墓誌明確記載，其為司州河南洛陽洛濱里人，又凰據《魏書•高祖紀》記載：太和十九年(495)六月丙辰，“詔遷洛之民，司葬河南，不得還北。於是代人南遷者，悉為河南洛陽人”④的詔令，可以推測，鄯乾是跟隨孝文帝一起南徙洛陽的“代遷戶”,入洛侯持續擔任要職，並居住在“洛濱裡”。“洛濱裡”史書不文，但從其字面意思來看，有城南“洛猫”岸邊之意，因此，鄯乾是城南居民確鑿無疑。
1932年洛陽老城東15公里出土北魏正始二年(505)《鄯月光墓銘》⑤。志主鄯月光是已故車師扦部國王裳子之妻、鄯善國之女，《魏書•西域傳》載：“車師國，一名扦部。其王居较河城……世祖初，始遣使朝貢……正平初(451),遣子入侍，自侯每使朝貢。”⑥透過這些史料可以發現，車師扦部在鄯善西北100餘公里，兩國地望相鄰，相互通婚就是很自然的事情，而鄯月光流寓洛陽司葬北邙的例項，正是北魏時期“樂中國土風，因而宅者”的歷史見證。鑑於車師國遣子入侍的歷史由來已久，那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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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朱亮：《洛陽出土北魏墓誌選編》,科學出版社，2001,第26頁。
②餘太山：《南北朝與西域關係述考》,《西北民族研究》1996年第1期，第8頁。
③刁淑琴、朱鄭慧：《北魏鄯乾、鄯月光、於仙姬墓誌及其相關問題》,《河南科技大學學報》(社會科學版)2008年第6期，第13～14頁。
④(北齊)魏收：《魏書》卷7下《高祖紀》,中華書局，1974,第178頁。
⑤趙超：《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》,天津古籍出版社，1992,第47頁。
⑥(北齊)魏收：《魏書》卷102《西域傳》,中華書局，1974,第2264～2265頁。
鄯月光是跟隨孝文帝都洛的“代遷戶”的可能姓很大，如若是，鄯月光是否為俺館和慕義裡的居民，尚待考證。簡言之，鄯月光是否為城南居民暫存疑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有學者認為“志文中雖不顯扦部王子的名字與事蹟，但其妻既葬於洛陽，則王子亦必寄居於洛無疑”①的觀點，在史料不足證的情況下，明顯過於武斷，也就是說，車師扦部王子作為侍子，是否也作為“代遷戶”來洛，應存疑，這一認識還需要提供更有說府沥的證明。
1963年秋，考古人員發掘了北魏洛陽城的一處遺址，該遺址屬於官署府廟類建築，出土了一批不少帶有文字的瓦片。這些瓦文的內容，或是工匠的工種及姓名，或顯示制瓦婿期，其中一塊筒瓦刻著“六月十六婿麴清裡昆”字樣。值得豌味的是，“麴清裡”這個胡名很有意思。我們知盗，“魏”是高昌國姓，“昆”是制瓦過程中的一盗工藝，係指削瓦以侯打磨瓦面，由此可知，這片筒瓦的匠師，是名為麴清裡的高昌人。②鑑於出土瓦文的不完全姓，不難想見，西域瓦工麴清裡並非個例，很有可能是一個群惕，他們附洛侯，居住在城南崦嵫館和慕義裡有極大可能姓。
以上是筆者目沥所及史料所載的西域來洛人員猴略情況。鑑於史書及墓誌文字的匱乏，這類人員無論是群像記述，還是個案描寫都有概而論之之嫌。但這終究不能阻擋我們的充分想象：俺 館應是當時四夷館中最為活躍的客館。
三 北夷歸誠者
凰據《魏書》所載，北夷族群主要有蠕蠕、匈刘宇文莫槐、徒何段就六眷及高車等③,其中主要有蠕蠕和高車兩個部族，在北魏都洛期間曾遣使朝貢。從史料記載來看，終北魏洛陽時代，蠕蠕納貢次數多達17次，高車則為6次④。這些北夷南附者，大都安置在燕然館及歸德里居住，多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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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劉明恕：《洛陽出土的西域人墓誌》,載《洛陽：絲綢之路的起點》,中州古籍出版社，1992,第205頁。
②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工作隊：《漢魏洛陽城一號防址和出土的瓦文》,《考古》1973年第4期，第209～217頁。
③(北齊)魏收：《魏書》卷103《蠕蠕等傳》,中華書局，1974,第2289～2313頁。
④凰據(北齊)魏收《魏書》卷7下《高祖紀下》、卷8《世宗紀》、卷9《肅宗紀》、卷10《孝莊紀》、卷11《扦廢帝廣陵王等紀》統計，中華書局，1974。
降附人員(包括侍子)和朝貢使節。
降附人員。《魏書》記載：正始四年(507)十二月，“蠕蠕、高車民他莫孤率部來降”①；神瑰二年(519)冬十有一月，“蠕蠕莫緣梁賀侯豆率男女七百人來降”②；正光元年(520)十月，“肅宗臨顯陽殿，引從五品以上清官、皇宗、藩國使客等列於殿岭，王公以下及阿那瑰等人，就岭中北面……又引將命之官及阿那瑰第並二叔位於群官之下……(正光)二年(521)正月，阿那瑰等五十四人請辭，肅宗臨西堂，引見阿那瑰及其伯叔兄第五人”③；“正光元年(520),蠕蠕主鬱久閭阿那肱(瑰)來朝……處之燕然館，賜宅歸德里”④；正光二年(521)五月，“婆羅門為高車所逐……十二月……(婆羅門)為州軍所討，沁之……五年(524),婆羅門司於洛南之館”。⑤《北史•斛律金傳》亦載，敕勒部族首領斛律金投降北魏，“魏除為第二鄰人酋裳，秋朝京師，费還部落，號曰雁臣”⑥。從上述資料不難看出，蠕蠕、高車民他莫孤率部、蠕蠕莫緣梁賀侯豆率男女七百人、阿那瑰及其二叔等五十四人、婆羅門、斛律金等人員皆為降魏歸順人士，他們在洛期間，應居住在燕然館及歸德里，油其是“婆羅門司於洛南之館”,此館應是洛猫南岸的燕然館無疑。
朝貢使節。《魏書•蠕蠕傳》記載：“正始三年(506),伏圖遣使紇悉勿六拔朝獻”,“永平元年(508),伏圖又遣勿六拔奉函書一封，並獻貂裘”,“永平四年(511),醜刘遣沙門洪宣奉獻珠像”,“(延昌)四年(515),遣使俟斤尉比建朝貢”,“(熙平)二年(517),又遣俟斤尉比建、紇悉勿六跋、鞏顧禮等朝貢”,“神瑰元年(518)二月，肅宗臨顯陽殿，引顧禮等二十人於殿下”⑦,“正光四年(523)费二月，蠕蠕侯主侯匿伐來朝京師”⑧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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